商会的力量
《中国贸易报》 2008年11月6日 张伟勋 王哲 吴菲菲 季春红 摄影 报道
日前，本报与中国贸促会国际联络部共同举办了外国驻华商会金秋午餐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于平、本报总编辑范培康以及来自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中国新加坡商会、中国泰国商会、中国荷兰商会等部分在华外国商会代表出席活动，并就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变化、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对商界的影响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今天的中国，商会已越来越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作为民间的非赢利组织，活跃在中国的外国驻华商会和本土商会，日益在中国全球化进程中展现其影响力。
日前，在中国贸促会和部分外国驻华商会举行的午餐会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于平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外国在华商会积极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进程，为所在国企业在华投资牵线搭桥，为中国政府出谋献策，促进了多边及双边商界的交流与往来，为中国与各国间的贸易与投资做出了重大贡献。
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中国的外国商会中，最具影响力的就属中国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了。
成立于1920年的中国美国商会可算是中美民间外交中最老牌的工商界组织。但由于历史原因，这家商会直到1981年中美建交后才重新恢复工作，1991年才在中国民政部正式注册为社团法人。自成立以来，无论是在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方面、在中国加入WTO方面，还是在游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方面，中国美国商会都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高层的肯定。
每年，中国美国商会都会派出代表团赴华盛顿，与美政府高层官员和国会议员进行对话，探讨中美两国经贸政策，这被称为“敲门之旅”。多年来，这项活动正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经贸政策的一个考量。
“我的任务就是去见国会议员，让他们了解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是多么的关键，因为你知道，许多议员甚至从未离开过华盛顿，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向他们提供信息。”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JamesZimmerman）曾经对记者这样解释“敲门之旅”的意义。
作为一支代表性力量，中国美国商会在中国的成功，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成功密不可分。正如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柏迈高（MichaelBarbalas）在此次午餐会上所言，中国美国商会会员目睹了中国在过去的30年间的经济发展与进步，同时为自己能为中国的发展尽一份力而深感荣幸。
中国美国商会每年都会通过发布《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来反映在华美国企业的呼声和对中国经济及各行各业的看法，迄今为止已经发布了10本。
而中国欧盟商会则通过《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来表达自己的声言。《白皮书》和《建议书》不仅公开发布，而且还会提交给中国、美国和欧盟的政府官员，以供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双边经贸关系时进行参考。
当然，在中国开展工作的不止是中国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日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韩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地区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各自的商会组织。由于中国法律对成立商会组织有严格的规定，外国商业组织在中国注册一家商会并非易事，中国泰国商会经过几年的筹备，才于今年初获得民政部的注册许可。
但是，一经成立，外国在华商会均能迅速展开工作，他们定期发表自己的内部刊物，分析会员公司所面临的问题，及时将意见反映给各自的政府，并通过各自的政府向中国政府反映情况。尽管有时这些意见往往是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外国在华商会的工作总体上仍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肯定。
中国商会组织的崛起
在中国，最大的商会组织当属中国国际商会。
1988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逐步扩大、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为促进我国与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惯例接轨，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国际商会。此后，中国国际商会代表中国申请加入了全球性组织———国际商会（ICC），并陆续开展了经济贸易仲裁、海事仲裁、出证认证、ATA单证册等涉外商事业务。为会员单位参与国际化经营、促进我国外经贸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如今，中国国际商会会员已覆盖了我国各大行业，如生产制造、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咨询服务等，包括各类性质企业，如大型国企、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商协会等。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国际商会一直在中国贸促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具有浓厚的半官方色彩，这阻碍中国国际商会继续发展壮大。
为更好的维护企业利益、反映企业呼声、协助企业“走出去”，2005年，中国国际商会正式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成为实行会员制的社团法人。2007年12月24日，中国国际商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近600个会员代表出席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商会秘书局开始独立的实体化运作。
在中国国际商会实体化运作的过程中，国务院前副总理吴仪曾为其支招：“要向中国美国商会学习。”吴仪可谓用心良苦，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已不可能为其大包大揽，而作为民间组织的商会正好可以发挥其力量，尤其是在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方面，没有哪个组织比商会更适合。
除了中国国际商会，中国还有许多带有政府背景的各类全国性商会，如中国五矿商会、中国纺织行业商会、中国机电商会等等。在近几年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各类谈判中，均能见到这些商会的身影，他们为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也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此外，在地方，还有数量众多的区域性商协会组织，如著名的温州打火机协会。
中外商会差距在哪
不论是中国美国商会，还是中国欧盟商会，外国在华商会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功能就是“游说”。
外国在华商会的会员均来自在华投资的外国公司，他们在中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由于有着上百年的商业传统，他们都认识到，加入一个商会组织是确保他们投资利益的最好方式。
而代表会员公司对所在国和各自政府游说，不仅可以提高商会的声望，更可以确保商会和会员利益。在中国加入WTO谈判中，美国政府的要价清单，几乎都来自美国软件联盟、美国大豆协会、美国小麦协会等商会。商会通过游说，为会员获得了更多筹码，而自身也得到了更多的影响力。
在运作方式上，外国商会的官方色彩很淡，尽管其与政府关系很密切，但政府通常是为其提供服务的。此外，外国商会可以制定行业标准，对企业有严格的约束力，这也保证了外国商会的权威性。
相比之下，中国很多商协会组织在制度化、规范化及服务功能上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很多商会对行业的规范性还不够，通过商会来约束会员还没有形成权威性，有时还必须靠政府出面。在服务功能上，很多企业在面对国际纠纷时，往往不是第一时间通过商会寻求帮助，而是依靠律师，这也凸显了中国本土商会的“软肋”。
但是，变革正在发生，中国的许多商协会组织正在汲取外国商会的成功经验，以新的姿态活跃在国际经贸舞台上。
正如中国贸促会副会长于平所言，世界经济正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中外工商界应密切合作，在困境中寻找商机。
于平说，现在世界经济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许多人都说比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来的更凶猛、更严重，而且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未来将会出现什么状况还不清楚。同时，各国政府也出台了救市措施，中国也在认真研究应对之策。
于平透露，不久前去布鲁塞尔参加欧洲商会年会，去了1000多位欧盟企业家，他们谈的都经济危机，他们同包括美国商会、地中海商会、亚太工商会等机构，一同研讨工商界如何应对此次危机。而这也是中国贸促会、国际商会以及其他商会促进机构面临的共同任务。“中国不仅是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每年都有6、7千亿的进口额。如果金融危机影响中国进口，将对国内外企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中国工商界和各国的商界应该加强联系、密切合作。”于平如是表示。他强调，中国很重视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比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再有两年就建成了，从2010年1月1日起，大约95%的产品都获得免税待遇，这同样也为欧美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带来巨大商机。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柏迈高在座谈时谈到，我85年在兰州工作，97年调到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苏州工作的年轻人婚后蜜月度假可见一斑，他们开始的旅游地是苏州，接着是自驾车去云南、新疆，近几年又到新马泰，甚至欧洲旅游结婚。他还表示，80年代北京的友谊饭店、建国饭店隶属偏远地区，但随着北京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地区已成为市中心。
柏迈高透露，中国美国商会每年年底都要举办政府答谢晚宴，去年邀请到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并演讲。今年晚宴的主题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最后，柏迈高还表示，中国美国商会每年都对会员公司做关于对华业务未来发展态度的调查，相关数据显示，去年89%公司对此表示乐观。
中国新加坡商会执行总监许振义表示：“尽管这三十年中国的发展已经很快了，但每次到中国来仍然能够感受到中国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这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对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评价。
许振义认为，新加坡商会许多会员企业谈起中国近三十年的变化时，他们都非常喜欢中国，无论在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的建设速度都令人叹为观止。这几年中国政府在环保、安全生产、质量监测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有目共睹。这是一个欣欣向荣、一个负责的大国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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